珠三角，新马，新常态，新空间？
本期文章来自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的陈嘉平，是“珠三角系列”的第四篇。感谢作者授权发布。
现在流行“新常态”，要知道这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提出来的东西，除了中国特色外应该还有一点马克思的色彩吧，既然常态是新的，那么用新马克思主义这一套东西解剖一下应该算是门当户对吧。
马克思先生把吐槽资本主义作为一生的事业，而令人拍案的是，他不仅从道德的高度说资本主义欺负人，而是用科学和逻辑，证明资本主义会生产它自己的掘墓人而把自己给坑了。
然而到目前为止，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被活埋而似乎原地满血复活了，而它的掘墓人反而成了幽灵在世界飘荡甚至与胖子为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马克思老人家错了呢还是他老人家错了呢？一部分学者给出了答案——马克思没错，是空间拯救了资本主义！提到空间，地理佬（包括我！）一见如故，一拍即合，大伙用马克思主义和空间来观察和解释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，成为一个新的门派——新马克思主义（如果再反过来还用来解释空间和地理现象的话，后面还可以加上“地理学”三字）。下面简单粗暴的介绍一下该门派的三个大招（其实不止三招哦，还有许多大家熟悉又陌生的招式，例如辩证法、价值、时空压缩之类）——三个回路的资本循环。
图：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循环的三个回路
资本循环的基本回路：马克思重点研究了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循环——资本家雇佣工人生产工业品并剥夺剩余价值，并把剩余价值投入扩大再生产，形成资本循环的“基本资本回路”，吧啦吧啦，最后资本过剩，需求不足形成经济危机。
资本循环的第二回路：通过把基本资本回路中过剩的资本吸引到基建和建筑领域，修国家高速公路/铁路网，各种大型基建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，一方面缓解了基本回路的资本过剩（产能过剩），另一方面基建的完善又可降低基本回路的生产和消费成本，成为修复资本循环，缓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。而这个过程，正是资本为自身循环与积累而重新塑造地理空间景观的过程——（资本）城市化。而资本在基建中的循环的过程我们称为资本的第二回路。哈维（David Harvey）认为美国的铁路网建设、郊区化、中国的快速城市化都是这个过程的表现。
资本循环的第三回路：过剩的资本转投到空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的过剩问题，于是更多的过剩资本将进入更为“烧钱”的领域——科技创新和国家福利，前者直接创造新的盈利领域或通过失败报销掉大量资金，而后者通过国家引导集体消费创造大规模的需求，又反过来保障资本基本回路的运作。
资本主义通过三个回路中的危机、转移和循环，存活下来并不断重塑我们的地理空间及日常生活。
扯回常态新常态，改革开发30年珠三角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，在新马理解就是资本主要在基本回路和第二回路中的循环，但成本的上涨和市场的萎缩加剧了资本的过剩，因此国家机器需要引导资本进入新的循环，找到新的增长点——创新领域和国家福利领域，保持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，从一个（积累）常态进入另一个（积累）常态。
资本在不同的回路循环会塑造适合其运转的空间载体——新的城市空间（各类广义的新城），这些新城的大规模生产则不断重塑原有的地理景观。
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，30年来，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基本资本回路进行积累，凭借低廉的劳动力、土地与环境成本，国内短缺经济和广阔的全球市场为资本带来丰厚的利润。全球与本地制造业资本重新塑造了整个珠三角的地理景观，与原有单位大院和乡村聚落不同的积累空间——工业园区（包括国家级的开发区，村镇工业园）作为主要的，全新的建成环境在整个珠三角快速蔓延（下左图）。
在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全球和国内都形成巨大冲击，因此，中央政府在90年代末启动了住房体制改革，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。大规模的资本从基本回路进入资本第二回路——房地产领域（从数据可以看出2000年后房地产投资逐步替代了FDI成为珠三角资本积累的主力军。连美的、格力等制造业先锋都均进军房地产领域！），珠三角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兴起了新城区建设潮，区域9个城市在2000年后共规划新城区22个（上右图），新城区取代了工业区成为资本的新宠，也成为21世纪初珠三角最抢眼球的地理景观。
图：珠三角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动、珠三角投资回报率变动（GDP/固定资产投资）与资金充裕率（年末贷款余额/GDP）（珠三角统计年鉴）
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珠三角经济形成强大的冲击，一方面4万亿计划对原本的资本过剩火上浇油，还形成大量廉价的债务，珠三角贷款余额/GDP从08年的104%跃升至132%（红色x线），这说明区域内资金十分充裕，很容易就可以贷到资金，典型的资本过剩嘛，但另一方面，资本回报率快速下降（蓝色·线），大量的资金实际上找不到盈利的空间，而2014年房地产市场的快速降温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的相对过剩。
沿用新马的逻辑，过剩资本有两大去向。
其一，引导资本循环逐步，大规模从基本回路和第二回路大规模进入第三回路，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带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，也就是我们实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或进入新常态。
其二，以房地产危机或债务危机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凭空蒸发掉。
科技创新型产业的主体是高新技术企业，尤其是中小型科技企业。其实90年代末我国已经通过火炬计划和高新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，但目前高新区发展似乎与开发区无异（张艳，2011），重招商引资，轻技术孵化。从资本角度看，原因很简单，基本回路和第二回路的资本回报水平这么高，资本何必去冒险投入创新呢。然而目前，面对两个回路的资本过剩，投入在创新领域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PE（私募股权基金，Private Equity Fund，这里指广义的，包括VC和其他）是资本进入创新领域的重要重要媒介。虽然国内PE在80年代开始出现，但发展一直不太顺畅，在4万亿刺激计划和2009年创业板推出后，国内PE才出现喷井式发展。目前国内PE机构主要集中在沿海三大都市圈，珠三角PE发展态势与长三角、环渤海相比，在机构的数量，规模，融资能力还有很大差距。
图：各地PE机构数目与融资规模，“投资界”数据整理
从珠三角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，资本回路间转换通过新的城市空间（先是开发区、村镇工业区，后是新城区）生产来实现的。可以预见，如果这次资本大规模进入创新和高科技领域，也可能会通过新的城市空间的大规模生产而实现。正如前文所言，高新区曾经作为勾引资本进入创新科研领域的尝试，但最后还是挂着R&D的羊头卖了FDI的狗肉。
有趣的是，2008金融危机后，国家又大力推进“国家科技金融战略框架”，以高新区为载体建设“科技金融结合试验区”，在科技部和“一行三会”支持下（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监会、中国证监会、中国保监会）全国层面布局了16个国家级试验区，珠三角各个城市也在各自的高新区内进行布子。
这些试验区可以重新激活高新区，作为成为珠三角乃至国家层面进入新常态，实现资本积累回路转换的空间载体？还是再现政府卖力搭台，资本十动然拒？还是现在流行的什么战略性地区？
最后的最后，貌似忽略了另一个烧钱的黑洞——福利，而资本积累的向集体消费积累其实也会重新塑造城市的空间结构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戳一下这篇《中国城市化的福利转向:迈向生产与福利的平衡》。
当然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自己研究，这里仅仅挑逗一下。
图：全国与珠三角科技金融试验区布局，作者整理
David Harvey系列著作
李郇 刘逸，2011，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混合性解析，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
张艳，2011，国家经开区与高新区的政策渊源探究及反思，城市规划学刊
陈嘉平，2013，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城空间演变研究，城市规划学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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